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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安文学www.wawx.net提供的《谈判专家穿书了》 20-30(第15/20页)
他需要想办法让她认识到自身的价值。
然而，就在他心绪纷乱，思考着下一步该如何更有效地介入和引导时，一阵极其熟悉且无法抗拒的眩晕感猛地袭来。
周围的景物，油腻的饭桌、喧闹的食客、昏黄的灯光……开始像水中的倒影一样扭曲、模糊、晃动起来。餐馆里的嘈杂声仿佛隔了一层厚厚的玻璃，迅速远去、变得不真实……
这是又要穿越了？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陆哲的心中涌起强烈的不甘和焦急。
他下意识地望向沈静消失的那扇布帘，他还没来得及真正帮她，还没来得及在她的人生轨迹上留下印痕，还没来得及真正改变母亲悲惨的命运……他甚至没能好好看她一眼，没能像楚砚溪叮嘱的那样，告诉她未来有多艰难，让她务必远离那个叫陆达坤的男人。
意识的最后，是无边无际的黑暗吞噬而来。餐馆的喧嚣、灯光、气味，如同退潮般迅速远去，只剩下一种身体失重、灵魂被强行抽离的虚空感。
与此同时，站在江边遥望着楚同裕远去背影的楚砚溪，也感觉到了那份熟悉的、无法抗拒的晕眩感。晚霞的暖意还残留在身上，父亲挺拔的背影尚未完全消失在街道尽头，但世界的轮廓已开始模糊、扭曲。
又要穿越了，不知道下一个世界会有什么等待着自己。
第28章 阮小芬 第三次穿越
意识是被一阵浓烈的劣质雪花膏气味和潮湿的霉味唤醒的。
楚砚溪猛地睁开眼， 视野里是斑驳泛黄、水渍晕开的天花板。身下是硬得硌人的木板床，铺着薄薄一层洗得发白、边缘磨损的床单。空气闷热粘稠，混杂着汗味、脚臭、廉价化妆品和若有若无的消毒水气息， 让素来有洁癖的楚砚溪喘不上气来。
耳边是女工们压低的、带着天南地北乡音的窃窃私语，像无数只蚊蝇在嗡嗡作响， 充满了焦虑和不安。
“……听说了吗？三车间又要裁人了，这次名额更多！”
“可不是，王姐昨天哭了一晚上， 她家就指望她那点工资供孩子上学呢。”
“这日子可怎么过啊，工资都欠了两个月了，食堂的菜也天天都是清水煮豆腐、炒白菜，连点油星子都没有。”
“唉，能有什么办法， 咱们这些临时工， 没根没底的，还不是说滚蛋就滚蛋。”
“我听说，隔壁厂有人偷拿了车间里的新布料样子，想卖给外面，结果被抓了个正着，开除了不说，还要送公安局呢， 说是什么商业间谍。”
“下岗”、“裁员”、“欠薪”、“商业间谍”——这些词汇传进楚砚溪的脑海，与此同时， 这具身体的记忆碎片也迅速涌了进来，让楚砚溪大脑一阵胀痛。
又穿越了！
楚砚溪迅速整合着涌入的记忆碎片。她穿越到了1998年，正是国企改革阵痛期，而她， 是红星纺织厂，一个效益滑坡、人心惶惶的纺织厂的女工。
好消息是，她的名字也叫楚砚溪，技校毕业后进厂当工人，并没有成为《破茧》那本书里的受害者女性。
坏消息是，她现在身处的是一个拥挤不堪的八人间集体宿舍，居住着像她一样来自农村或小城镇的年轻女工。
楚砚溪在这个世界的“家”，位于厂区边缘一片低矮破旧的筒子楼里。两间房，挤着她、一个沉默寡言、身上总带着机油味和烟味的父亲，以及一个身体孱弱、终日为柴米油盐发愁的母亲。
她的父亲楚建国，是红星厂的老钳工，八级工，曾是厂里的技术骨干，骄傲了一辈子。如今，这份骄傲在“下岗分流”的传闻面前，变得摇摇欲坠，化作了更深的沉默和偶尔酒后压抑的怒吼。
楚砚溪眼前浮现出一个画面，那是昨晚，父母与她的对话。
饭桌上，父亲的眼神复杂，既有指望她稳住这个家的期盼，又有不愿她重复自己命运的无奈：“小溪啊，在车间机灵点，别学你爸，一辈子就会闷头干活。”
楚砚溪“嗯”了一声。
楚建国闷了一口廉价的散装白酒，声音沙哑：“现在这光景，老实人吃亏啊。”
楚砚溪的母亲王桂芬，在一旁小心翼翼地添饭，眉宇间是化不开的愁绪：“你少说两句，让孩子安心吃饭。她爸，要不要给车间主任送点礼，莫让他为难溪溪。”
这个画面告诉楚砚溪，她在这个世界拥有一个家，但这个家现在因为下岗潮的冲击而愁云密布。
楚砚溪不动声色地睁开眼，观察着周围的环境。
集体宿舍狭小逼仄，放着四张锈迹斑斑的双层铁架床，墙壁上贴着过时的港台明星海报，角落堆放着脸盆、暖水瓶和塞得鼓鼓囊囊的编织袋。女工们大多面色憔悴，眼神里充满了对未来的茫然、对生存的焦虑。
这是哪个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角又是谁？
楚砚溪一边思索，一边对照《破茧》那本书里的背景与情节，她的目光最终锁定在对面下铺那个蜷缩着的身影上。
那是一个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显稚嫩的姑娘，名叫阮小芬，顶多十八九岁，来自更偏远的山区。此刻，她正背对着众人，肩膀微微抽动，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指节因用力而发白。
借着窗外昏黄的路灯光线，楚砚溪锐利的眼神捕捉到那张纸上隐约的红色印章，还有“江城第一人民医院”、“催缴通知”、“手术费”等字眼。
楚砚溪心脏猛地一沉。
又是这样。
和乔昭然、春妮一样，都是《破茧》纪实小说里的悲剧剧情，只不过这一次发生在1998年。
阮小芬，是这个故事的主角。
《破茧》的文字里，记载着她的一生。
阮小芬，二十二岁，红星纺织厂试纺车间女工。在1998年那场席卷全国的国企改制浪潮中，她如同无数草芥般微不足道，其命运轨迹是观察那个剧烈转型时代底层牺牲品的典型样本。
档案记录显示，阮小芬家庭成员比较复杂。她的母亲来自本省最偏远的云岭山区，年仅十八岁时，便被父母以一百块钱彩礼的价格，嫁给了三十岁、有两个儿子的鳏夫阮大成，含辛茹苦养大两个儿子，又生养了阮小芬，却得不到半分尊重。阮大成霸道自大、吝啬自私，心里只有前妻留下的两个儿子，对女儿阮小芬并不重视。
阮小芬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一心想为母亲撑起一把保护伞，十六岁便通过招工考试进入红星纺织厂。
她只有高中学历，但手指异常灵巧，对纺织工艺有种近乎本能的领悟力，尤其擅长当时厂里赖以生存的高难度“雪纺缎”的织造。车间老师傅评价她“闷头干活，一把好手”，是少数能完全掌握从原料配比到织机参数调整全套诀窍的年轻工人之一。
然而，技术娴熟并未能让她在残酷的“下岗分流”中幸免。当第三批下岗名单即将公布的风声传来时，车间里的空气凝固了。彼时，阮小芬的母亲因肾衰竭，已由县医院转至江城第一人民医院，院方连续下达催缴医疗费通知。
根据事后对同宿舍女工的访谈笔录，那段时间的阮小芬“像丢了魂一样”，“整宿整宿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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