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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安文学www.wawx.net提供的《八十年代影视大亨》 35-40(第6/19页)
，你们看行不行？”
冯耀宗他们接过烟，听着这软和又客气的话，再看方副主任那诚恳、低声下气的模样，心里的火气和戒备先消了一半。
再听说居然让他们免费住宾馆和吃喝，顿时心里得意起来，觉得把他们拿捏住了，心想“公家单位”这么大的领导都对自己这么客气，还管吃管住，肯定是理亏了，怕了。
冯耀宗抽了口烟，和其他人交换了个眼神，觉得这待遇不错。
“那，那你们得快点！我们可等不了几天！”冯耀祖挺了挺身板，神气地道。
“一定，一定！”方副主任满口答应，亲自把他们送到了不远处的国营宾馆，看着他们住进了干净敞亮的房间，又嘱咐食堂给他们多加两个肉菜。
冯耀宗他们摸着房间里雪白的床单，看着窗明几净的环境，再想到顿顿有肉吃，心里那点因为没立刻抓到人的不快彻底被熨平了。
*
另一边，沈知薇拨通了钟永坚下榻宾馆的电话。
电话那头，钟永坚听完沈知薇简洁却清晰的叙述，几乎没有犹豫。
“沈导，这件事，我钟某人应下了。”他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带着港商特有的利落和一丝欣赏，“冯立爱这个女仔，我看过她的戏，身上有股别的女演员少见的灵气和韧劲，是个好苗子，我们寰亚正需要这样有生命力的演员。”
他顿了顿，语气更加务实：“来港岛的手续，我来想办法，演员工作邀请，家属随行这些程序上的东西，只要你们那边配合提供必要的材料，我这边有专业的律师和助理来处理，很快就能有眉目。关键是她们要尽快准备好，一旦这边安排妥当，立刻就能动身。”
沈知薇心头一松，郑重道：“钟先生，这次真的麻烦您了。这个人情，我沈知薇记下了，以后我的剧若有机会在港岛发行，一定优先考虑钟先生的寰亚影视。”
钟永坚在电话那头爽朗笑了一声：“沈导客气了，互惠互利。我看好冯立爱，也相信沈导的眼光和能力。让她们放心，到了香港，寰亚不会亏待自己人，住宿、生活，公司都会先安排好。”
钟永坚立马上道地回道，这些事情都是小事情，他只需动动手指安排下去就有人能给他快速办好，但是能在这位沈导演面前卖个好。
放下电话，沈知薇立刻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焦急等待的三姐妹。
冯立爱眼中最后一丝不确定的阴霾也散了，取而代之的是破釜沉舟后的明亮。
她们没有时间犹豫或伤感，立刻分头行动，冯立爱和姐姐们回家，以最快的速度收拾了最必要的行李。
两个懵懂的妹妹虽然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但看到姐姐们严肃而匆忙的样子，也乖乖地跟着收拾自己的行李。
沈知薇麻烦李兆延悄悄为她们弄来了必要的身份证明和介绍信，这方面李兆延门道比她多，男人二话不说就应下了。
*
两天后的清晨，天还没完全亮透。
冯德旺和他的侄子们还在国营宾馆的床上打着满足的鼾，梦里有吃不完的肉和电视台领导的点头哈腰。
而省城机场，冯立爱一手牵着最小的妹妹，一手提着简单的行李，和大姐她们一起，跟着钟永坚派来的高助理，沉默而迅速地通过了检查，登上了最早一班飞往深市的飞机。
飞机引擎的轰鸣声掩盖了心跳，几个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的姐妹，看着飞机慢慢地往蓝天飞去，底下的建筑变得越来越渺小，飞机穿过云层，她们胸口那股积压多年的滞重感，忽然被这无垠的高空扯开了一道缝隙，不是轻松的释然，而是一种近乎眩晕的开阔，带着逃离的失重与新生的渺茫。
几个小时后，她们抵达燥热的深市，又马不停蹄地赶往码头，咸湿的海风扑面而来，混合着机油和陌生方言的气味。
一艘并不起眼但看起来干净结实的小型客轮停靠在岸边，高助理与船长低声交谈几句，便示意她们上船。
当姐妹几人踏上微微摇晃的甲板，回望那片即将远离的大陆时，一种极其复杂的心绪汹涌而来，有逃离的庆幸，有前路未卜的惶恐，更有一种终于将命运攥回自己手中的、带着痛楚的决绝。
就在她们乘坐的客轮拉响汽笛，缓缓驶离码头，向着那片充满未知的港岛水域前进时，最新一期的省日报，带着油墨的清香，被送达省城各个报亭、单位、家庭。
头版下方，是一篇占据不小版面的专访，标题醒目而克制：《是“不孝”，还是求生？——演员冯盼娣（冯立爱）与她的姐妹们自述》。
文章以平实而克制的笔触，首次详细披露了冯家姐妹在那个闭塞村庄里的真实生活：从小被视为“赔钱货”，干最多的活，吃最差的饭。
大姐冯立新，十七岁不到就被父亲以“家里困难”为由，说给了邻村一个二婚、比她大十几岁、还拖着两个年幼孩子的男人，只为换取一笔彩礼给堂兄娶亲。
二姐冯立美，同样没能逃过，被嫁给一个跛腿、性情暴戾、动辄打骂妻子的老光棍，换来的钱同样给堂兄说亲了。
冯立爱自己，也曾被安排给一个酗酒懒惰的中年汉子，是她深夜一个人从村里逃离，逃到焦北市才脱离这悲惨的命运。
文章没有歇斯底里的控诉，只是冷静地罗列事实：甚至她们逃出来前，父亲冯德旺正盘算着将刚满十五岁的四妹也“说个人家”。
文章的最后，是冯立爱的一段话：“我们只是想活着，像一个人一样活着。我们靠自己的双手吃饭，不偷不抢，为什么就这么难？‘孝顺’难道就是无底线地牺牲自己去成全他们吗？甚至他们作为父母，好像从来没有一天爱过我们这些女儿，但我们必须十倍百倍地偿还他们……我们离开，不是嫌弃贫穷的父母，是逃离一个从不把我们当人看的家。”
这篇报道一经报道，霎时间激起了千层浪，舆论的反应迅速而分裂。
在工厂的车间里，在各个家属院里，在大学的宿舍，人们拿着报纸议论纷纷。
“这也太惨了！这爹妈的心是石头做的？！”
“话也不能这么说，老一辈不都这样？女儿嫁出去就是别人家的人，彩礼留给儿子娶媳妇天经地义。”
“什么天经地义！这是卖女儿！你看看这写的，十七岁不到就嫁二婚带俩孩的，这叫嫁人？这叫推火坑！”
“那个冯盼娣现在不是当明星了吗？有钱了就不管爹妈，总归是不孝。”
“呵，这样的父母不要也罢，还不孝，呸，是我还要跟他们干一架呢！”
“还有那个父亲冯德旺脑子是被驴踢了吗？居然拿自己女儿嫁人的钱补贴那几个大侄子，呵，就为了那一点‘香火’？！”
“清官难断家务事，谁知道里面还有什么弯弯绕。”
“我觉得这几个女娃子有骨气！逃得好！都新社会了，还搞封建社会卖女儿那一套！”
支持与质疑，同情与鄙夷，理解与固守，各种声音交织碰撞。
但在许多沉默的、特别是受过教育或自身有过类似压抑经历的女性读者心中，那篇文章像一簇火苗，点燃了某种一直被压抑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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