寅夜逢灯: 15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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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1章 闲身守机枢(三)

    孙叙脸色瞬间褪尽血色,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力气,嘴唇不受控制地颤抖着。

    他伏低身子,额头几乎贴在地面上,声音破碎而嘶哑,带着濒死般的哭腔:“殿、殿下饶命……是誉宁公公逼奴婢这么做的……奴婢不过是个跑腿当差的,命贱如草,人微言轻,实在是不敢不从……奴婢若不照做,连这条命都保不住啊……”

    萧绥厉声截断他的话:“回答我的问题!”

    声音不高,却像是一柄贴着耳侧落下的刀。

    孙叙浑身猛地一颤,牙齿不受控制地磕碰起来,终于撑不住般崩溃开口:“那香料……那香料名叫‘沉水香’,是誉宁公公亲手交给奴婢的。他说是旧方子,让我混进含章殿原本用的香里。焚起来几乎闻不出异样,也不呛人,可……可时间一长,就会让人精神不济,夜里多梦难眠,白日里昏沉乏力。”

    他说到这里,声音已经彻底变了调,几乎是哭着往下说:“他说……这东西最开始只会让人看着像是体弱多病,不显山不露水,可日积月累,终究要伤身。尤其是……尤其是腹中有胎的,哪怕日后勉强生下来,多半也是胎里不足,熬不过三两月……便会夭折。”

    最后一句话出口,孙叙整个人像是被抽去了筋骨,浑身一软,直接瘫倒在地。方才强撑着的一口气彻底散了,连哭声都发不出来,只剩下喉咙里断断续续的呜咽,像条被踩断了脊骨的狗。

    萧绥站在原地,没有再看他一眼。

    她的脸色紧绷得近乎冷硬,唇线抿成一条笔直的线。片刻后,她缓缓直起身,转而望向殿外。晨光已然大亮,初升的朝阳从宫墙之上跃出,金色的光芒铺洒下来,将整座皇城照得辉煌而安静。

    萧绥安静地听着,指尖有一下没一下地摩挲着真皮沙发的扶手。眼神虽没什么波澜,但眼底却有一层薄光,像被风吹皱的水,在睫毛下暗暗流动着。

    她记得很清楚,最初她踏进贺兰氏这潭混水时,权力划分已是明面上的事。当时股份紧紧攥在贺兰振业、陈斯月和贺兰炜三人手中,而贺兰瑄就像外人似的被圈在门槛外。

    那时候的贺兰瑄因为身体缘故,脾气阴郁,性格冷淡,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致。说白了,他对活着这事都没有多大执念,更别说争什么。像是随时可以退出这个世界,连眼神都是灰的。

    可她不能眼睁睁看他这样颓废下去——他是她走入贺兰氏集团核心的唯一跳板。

    于是她劝他,劝得像在替天行道,说贺兰氏不仅是贺兰振业的产业,更是他母亲一生的心血,不该白白叫人拿走。渐渐地,贺兰瑄那双原本总是晦暗的眼睛,终于在某天亮了一下,像是有一点火,即将从里头烧出来。

    如今外界鲜有人知,贺兰氏集团的前身,名唤“煦业地产”。“煦”字出自贺兰瑄的母亲——周煦茵之名,一位曾在九十年代里穿高跟鞋踏进工地、眼里装得下整片市政规划图的女人。

    周煦茵与贺兰振业是大学同窗。贺兰振业是来自南方小镇的苦孩子,带着奖学金和一口蹩脚的普通话闯入平津;而周煦茵则出生在平津本地,家里做五金起家,彼时已小富初成,商路铺到了香港以南,货品早就漂洋过海。

    大学时期的恋爱,混杂着情感与野心。周煦茵眼

    界不俗,慧眼识势,看准了城市化浪潮之下的土地红利,一头扎进地产。她向家中借了一笔创业金,带着男友贺兰振业合伙创办“煦业”。公司用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命名,像是人生中最得意的一笔署名。

    靠着周家的资金与人脉,一块一块地皮,一幢一幢楼盘,像棋子般落在城市的空白处。

    公司成立第三年,两人结婚,水到渠成,皆大欢喜。

    但是人生常有波折,美好的故事走到这里,总要有人按下暂停。

    就在周煦茵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她发现自己怀了孕。

    那是一个需要全力以赴的时代,而怀孕意味着要从风口浪尖退场,意味着她必须舍弃正在燃烧的火焰,转身投入油盐酱醋的静水深流。

    而她没能成为时代的例外,与当年大多数女人一样,她最终选择了回归家庭。

    她的淡出起初并不显眼,只是逐渐地从财务会议、从开发计划、从一份份项目标书中消失。

    她不再频繁出入写字楼,也不再插手地皮谈判。再后来,她只出现在家庭照里,在餐桌旁、在菜市场里、在幼儿园门口。

    起初这一切都像是心甘情愿,直到贺兰瑄看见母亲偶尔坐在窗边,独自落泪。

    他那时候太小,对许多记忆都十分模糊。只是脑海中总浮动着一些类似梦境的朦胧场景——霓虹灯、夜色、喷泉、母亲的歇斯底里,父亲的沉默以对。

    他记不清那些画面自己是否真的亲眼见过,只记得不久之后,母亲离家出走,彻夜未归。天亮时,父亲抱着他,声音哑的好似吞了一把细沙:“妈妈走了,今天我们一起去送送她。”

    之后的记忆是空白的,空得像死水,一点波澜都没有。只知道母亲因“意外”落水身亡。可年岁渐长后他才明白,那不过是成人世界对死亡最体面的托辞。真正的原因,只是一个女人在透支完信任与尊严后,终于耗尽了力气,下定决心做出的最后一次自我清算。

    贺兰瑄那年五岁,还没有了来得及学会如何消化悲伤,陈斯月便进了门,成了新的“妈妈”。再之后,弟弟贺兰炜出生。

    贺兰炜一出生,贺兰瑄便被送进寄宿制小学,从此离家成为习惯。

    家里不再有他的卧室,原来的房间成了贺兰炜的书房。春节回家,他也只能暂住客卧,有时甚至落脚在佣人用的小屋里。

    这些细节没有人说,但他都记在心里。他仿佛一个偶尔归来的旅人,无权翻旧账,也不被允许留下痕迹。

    渐渐地,他开始以各种理由逃避回家,暑假不回,寒假不归。哪怕一个人留在空空荡荡的宿舍楼里,数日子,熬时光,也胜过回去面对那个永远没有他名字的屋子。

    若说年少时的沉默还可以归咎于一种本能的逆反,那后来那场意外发生后,当他躺在病床上,浑身插着管子、半醒半昏地听见贺兰振业走进病房时,他一度以为自己做了场梦。梦里父亲会紧张,会关心,哪怕只是装装样子,也能给他一点盼头。

    可贺兰振业只是站在病床边,隔着两米远的距离,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像在看一个失败的投资品。医生说完“终身残疾”那几个字后,贺兰振业只点了点头,声音比走廊尽头那台心电监护器还要冷:“那就这样吧,公司那边我还有会。”

    转身时,他甚至没多看一眼。干净利落,不带一丝犹豫。仿佛他不是失去了儿子的一双腿,只是错过了一笔并不划算的生意。

    那一刻贺兰瑄才真正明白,贺兰振业不是没心,而是根本不把“亲情”这种东西当回事。他要的是一个可以继承衣钵的儿子,不是一个废了的拖油瓶。他的疼爱、期待,全都系在贺兰炜那个还能跑还能跳的小儿子身上。

    贺兰瑄醒着,眼睁睁看着那扇病房的门被关上,像关住一场悄无声息的葬礼。他那点可怜的、少年时期尚存的幻想,被人亲手掐死,死在病床上,连哭声都闷在胸腔里无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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