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实况代理人[无限流]: 14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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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回家的时候,由于爸妈生意不顺,再度酗酒,我经受了此生最严重的一顿打。

    他们冲着我的腿揍,抄起板凳砸断了我的腿骨。

    从头上淌下的血液遮挡了我的视线,我只能凭藉拳点和各式工具带来的痛感,判断他们的位置。

    我是在接受爸妈的爱,可是那次打得实在太狠了,求生的本能叫我拨通了四叔的电话。

    我说不出话,给他听了近乎一个小时的殴打声响。

    *

    我睁眼时,已经身处医院。大夫告诉我,我腿部落下了残疾。

    我问那守在我身边流泪的姑姑一家以及大姨。

    “我爸妈呢?”

    他们说,在法庭和四叔对峙。

    这回四叔赢了,我爸妈被送进了监狱。而接受不了此事,变得暴怒无常的我,则被大姨和姑姑们含泪送进了精神病院。

    *

    在那里,大夫将我十多年来的看法推翻了。

    他们告诉我,我爸妈那样对我,并不是因为爱我,他们是在为自个儿恶性的情绪宣泄方法找藉口,而我是他们不成熟举动的牺牲品。

    他们告诉我,我爸妈那样是家庭暴力,是暴力,不是爱。

    我流着眼泪问他们,暴力和爱的界限在哪里。

    他们说,当我意识到那是暴力的时候,当我只能从中感受到痛苦的时候,它就不能称是爱了。

    *

    我在精神病院待了一年多。

    出院后我复学了,生活很美好。

    没有挨打的生活很美好,即使我的脚跛了一只。

    可是我发觉我并不快乐,我明知我爸妈错了,他们是犯罪者,可我还是对他们抱有愧疚。

    我想,我要是早些反抗,他们是不是也会早些意识到自己身上的错?

    我为此觉得痛苦,觉得爸妈如今人生被毁,都是我的错。

    有时我会做噩梦,梦到自己被打。

    有时我会想到我是个该死的同性恋。

    有时我会想到大姨、四叔、俞哥、黄大哥、平叔失望的眼神。

    有时我会想到那可怜的、生病的阿策,一次又一次地经受我的耳光和拳点。

    我对不起他们。

    我感激他们。

    我无以为报。

    2000年冬天,我回了镇上,却并不回饭店,而是卧倒在那冬季的铁轨上,听着那火车呜呜几声,碾过我自己。

    我解脱了。

    我杀死了我最憎恨的人。

    ***

    【2000年鸿运饭店大少爷卧轨自杀案知情人采访集统编】

    ①俞均

    问者:周宣与你是什么关系?

    俞均:我是周宣父母聘请的心理医生。

    问者:你为周宣提供的治疗主要针对什么?

    俞均:说来惭愧,主要是针对同性恋……此外还包含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等治疗。我需要事先表明我的态度,即便当时社会上出现诸多将同性恋者称为“性变态患者”的过激言论,我也并不这么认为。至于为何成为了帮助周宣治疗同性恋的心理医生,我只能说周宣父母看重我的心理治疗经验与能力,我拿钱办事,这并无不妥。

    问者:你什么时候认识到周宣正遭受着严重的家庭暴力?

    俞均:见到他的第一面就知道了,他的身上永远带着严重的淤青。实话说,我无意中还撞见过几回家暴现场。

    问者:你没有对周宣施以援手吗?

    俞均:只能说力所能及的都做了。

    问者:你知道周宣对你抱有特殊情感吗?

    俞均:患者对心理医生产生依恋是件很正常的事。

    ———

    [俞均自述]

    我在英国读了硕士,毕业后留在国外,有三年的心理医生就业经历。回国的头一年,周宣父母便托人找上了我。

    第一次面谈时,他俩便支支吾吾好似藏着什么事,绕了半天圈子才告诉我要接受心理治疗的是他们身为“性变态患者”的儿子。

    我是1991年接受周氏夫妇的聘请的,若我没记错的话,那也是周宣被他父母发现性向的第一年。从夫妇俩焦急的语句与不安的神色中,我能明显感受到他们的迫切。

    必须承认的是,那会儿西方的思想要比东方开放太多。

    90年代初西方的同性恋早已去罪化,可回国后我才了解到,80年代社会冒出了一种针对同性恋患者的“疏导心理治疗法”,大概讲的是通过注射一系列刺激性药物,最终使患者形成不良的条件反射。

    当时我急于在国内立足,周家在渭止市的名声不小,他们开出的聘金也尤其可观,即便有些昧良心,我最终还是答应了。

    但实话说,我并不为此感到惭愧,毕竟我不会像许多无良大夫一般采用药物、电击一类极端的手段对“患者”进行治疗。

    至少,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也是在救周宣不是吗?

    比起激进的治疗,我更宁愿通过心理引导来对他进行积极的心理治疗,不论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同性恋。

    但见到周宣以后,我清晰认识到,比起周氏夫妇说的什么同性恋、绑架案PTSD一类的心理疾病治疗,周宣他更需要的是针对家暴产生的心理阴影的相关治疗。

    那对夫妇是货真价实的疯子。

    说我是共犯也好,骂我自私也罢,即便荒唐,我也依旧能完全理解自己当初不想自砸饭碗的感受。更何况,我若是离开了,谁能知道下一个医生会对周宣采用什么非人道的治疗方案呢?

    我做了我该做的,即便仅仅是提供微不足道的帮助而已。

    每周一回的心理治疗,每次见面周宣身上都有新伤,任谁看了都觉得惨不忍睹。

    他是个很乖巧的孩子,总是积极配合治疗,大概是习惯了父母打骂的缘故,他几乎从未在我面前喊过痛,问起他的近况,他也只是一笑而过。

    起初我们还没有创建基本的信任,因此我没敢越界。

    在大约两个月后,他终于对我敞开了些心扉,我才开始有意无意地同他谈论家暴。

    为了避免对周宣造成多余的伤害,我的说法总是很隐晦,我那时想,这大概是周宣态度时常平淡的原因。

    可很快,我就发现了,他态度平淡并非是因为我暗示不够。

    他有些过分的乖巧也逐渐让我觉得毛骨悚然。

    我依稀记得那日应是下了场暴雨,我到周家的时候雨势正猛,不知道那俩疯子是不是忘了那日是周宣接受心理治疗的日子,我进门的时候那俩人正拿铁棍抽周宣的大腿。

    我大概能知道他们为什么选在那时候出手打人——因为暴雨声能遮去他们比周宣还要大的嘶吼。

    看见我后,他们俩吓了一大跳,急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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